与一亿年前的绿荫重逢

6月底的一个雨天，我踱进上海植物园。盆景园入口东侧，杉树“三兄弟”——水杉、池杉和落羽杉并肩而立。抬眼望去，正对着那条赫赫有名的水杉大道。

湿漉漉的步道两侧，树干笔直挺立，将天光裁成一线灰白。眼前这道绿色屏障，由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湖北利川的一批种苗长成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就在这批种子抵达上海的前10余年，这类后来被唤作“水杉”的树，还顶着别的名字，甚至被认为早已灭绝。

回溯1941年。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据化石建立“水杉属”（Metasequoia），断言其早已消亡。巧合的是，同一年，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在四川万县磨刀溪，偶遇一棵被乡民奉为“神木”的大树，却因时节不对未能深究。2年后，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工程师王战循迹而至，采回了完整标本。又过2年，标本转到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案头。他反复比对，断定绝非水松，疑为新属。

标本最终送至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手中。经他稽考，这株活树，竟正是三木茂笔下“灭绝已久”的化石属的现存后裔。1946年，胡先骕正式鉴定并定名；1948年，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名发表《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》。水杉，终于以“活化石”之名重回人间。

几十年后，胡先骕的孙女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江生发感慨：“水杉的发现似乎是一个由偶然与运气主导的故事：三个运气很好的植物学家，第一位巧遇一棵奇树，第二位认出是个新种，第三位看到关于这种植物化石的文献，于是撞出了世界级的重要发现。”话虽轻巧，却掩不住背后的分量——若无胡先骕这位“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”数十载学术积淀，纵有标本在手，又怎能读懂它穿越亿万年而来的前缘？

水杉一经认定，便如星火燎原，北起辽南，南抵两广、云贵，东临沧海，西至蜀地，处处可见其姿。它亦作为“绿色使者”远渡重洋，遍及六大洲80余国。胡先骕曾作长诗《水杉歌》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，以记其盛：“亿年远裔今幸存，绝域闻风具惊异。”那份跨越时空的自豪，至今读来令人心折。

徜徉水杉大道，仰视这些三四十米高的“巨人”，不免遥想它们的来历。化石记录显示，水杉属的祖先早在1亿年前的晚白垩纪就已广布北半球。待到第四纪冰川降临，欧亚北美大部的水杉类相继灭绝，唯中国中西部偏隅之地，因山地冰川星散分布，成了动植物的“避难所”。水杉便是在川鄂湘黔交界的深谷褶皱里，熬过了那场旷世严寒。

孑遗植物的命运，似乎总带着几分孤绝。近亲尽殁，唯它独存，默默延续着远古的血脉。水杉何以幸存？学界有一种推测认为，这或许正得益于它那看似寻常的“落叶”本性。与常绿的同族不同，水杉岁末叶落，进入深眠，待春阳回暖，再发新枝。这般“以退为进”的智慧，在极寒与漫漫长夜里，反倒成了最有效的生存策略——敛去繁华，减耗储能，静待天时。

水杉由胡先骕定名至今，忽忽80载。于人类，这是足以铭记的科学经典；于水杉，不过是其漫长生命史中短短一瞬。它高而不傲，远而不遥，以一身清简，站成了时间的刻度。下次你路过一片水杉林，不妨驻足片刻——你看它静立如仪，听风过叶隙，那分明是一段走过亿万年、至今未绝的余息。（尹传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