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种政绩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

在历史长河中，总有一些名字与绿色紧密相连。他们或许不曾留下恢宏的碑刻，却在山川大地上写下动人的诗行。当风沙止步于林海，当荒山披上绿装，当人们行走在林荫道上享受清凉，我们终于读懂：有一种政绩，叫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；有一种担当，是为子孙后代计、为长远发展谋。

从“不毛之地”到“塞上绿洲”：绿色政绩的时空对话

山西右玉，这片曾经被风沙吞噬的土地，用70多年的生态治理接力奋斗，完成了一场绿色政绩的时空对话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右玉县土地沙化面积占76%，森林覆盖率不足0.3%。当时的右玉，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；白天点油灯，晚上沙堵门”。

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右玉县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后，背着一壶水、揣着干粮，徒步一个多月走遍全县，在右卫古城墙上写下了那句沉甸甸的话：“人要在右玉生存，树就要在右玉扎根。”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，在风沙最严重的苍头河畔栽下第一批树苗。

从那时起，右玉县20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，传递着一根绿色“接力棒”。每一任县委书记上任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树；每一次干部调整，首先要交接的就是绿化责任。

有人问：种树见效慢，为什么不去搞一些“立竿见影”的项目？右玉的干部回答：“我们这一任种下的树，可能要在10年、20年后才能成林，但正是这10年、20年的等待，才换来子孙后代的幸福。如果只盯着眼前，就永远没有明天。”

正是有着这种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，久久为功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，右玉用70多年的时间，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，森林覆盖率由0.3%提升到56%以上。如今在右玉，越来越多的人漫步在林海中，呼吸着清新空气，享受的正是前人用数十年努力和坚守换来的“清凉”。

在右玉，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片片林海，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政绩自觉——为政者把根扎在土地里，把心贴在百姓身上，把发展目光投向多年后甚至百年之后。

右玉的绿色奇迹，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、最深刻的诠释。右玉的绿色实践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政绩，不只是在本任期内打造了多少“亮点”，也应是为未来发展留下了多少“根基”。每一任干部都是历史长河中的“摆渡人”，既要接好前人的“接力棒”，又要为后人铺好路。

从“一棵树”到“百万亩林”：几代人的绿色接力与坚守

如果说右玉是“接力赛”的典范，那么塞罕坝机械林场则是“马拉松”的传奇。塞罕坝几代人用数十年的坚守，演绎了一场从“一棵树”到“百万亩林”的绿色传奇。

塞罕坝，蒙语意为“美丽的高岭”。清朝时期这里曾是皇家围场，草木繁茂。但由于过度开垦和连年战乱，到20世纪50年代，塞罕坝已退化为一片荒漠，风沙直接威胁北京及华北平原。1962年，来自全国各地的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，肩负着“为首都阻沙源、为京津涵水源”的使命，挺进塞罕坝。

那是怎样的创业场景啊！在冬季，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，积雪没过膝盖，一觉醒来被子上结满冰霜。没有路，他们踩着积雪开路；没有粮，他们啃着窝窝头充饥。第一年，他们种下1000亩树苗，成活率不足5%。但没有人退缩。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十年……他们不断摸索、不断失败、不断重来。第一代塞罕坝人、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王尚海，在临终前留下遗言：“我死后，把我的骨灰撒在塞罕坝，我要看着这片林子的树木一天天长大。”

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，塞罕坝人一代接着一代，用青春和生命奋战，持续开展植树造林、科学治沙，在荒漠沙地上建起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。如今，塞罕坝森林面积达115万亩，森林覆盖率达到82%，每年涵养水源量2.84亿立方米，释放氧气59.84万吨。

当今天的北京市民喝上清澈的水、呼吸着清新空气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这份“清凉”离不开数百公里之外塞罕坝几代人的默默坚守与奉献。

从“一棵树”到“百万亩林”，塞罕坝绿色奇迹的背后，是三代人的接力与坚守。第一代人种下了希望，第二代人守护了成长，第三代人再创了辉煌。每一代人都在做“前人栽树”的事、为“后人乘凉”铺路。正如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场长刘文仕所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林子成材的那一天，但我们的儿子、孙子一定能看到。”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，正是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生动写照。

塞罕坝的故事让我们思考：什么是政绩？政绩不只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不只是GDP数字一路攀升，也应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自觉，是泽被后世的长远考量。

从重大工程到绿化功臣：为当前计从长远谋的战略眼光

在美丽中国风景中，如果说塞罕坝是一个“点”，那么“三北”工程就是一条“线”。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的“三北”工程，构筑了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“绿色长城”。

1978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建设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。“三北”工程规划期长达73年，工程范围涵盖13个省（区、市）的551个县（旗），规划面积406.9万平方公里。实施这项重大工程，完成这种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长远规划，不是一届政府、一代人能够完成的，需要多任政府、数代人的接力。“三北”工程实施40多年来，工程区45%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得到初步治理，森林覆盖率由5.05%增长到13.84%。这些数据背后，是无数三北人默默无闻的奉献。

在构筑这条跨越千里的“绿色长城”的伟大实践中，一批又一批绿化功臣用青春和汗水防沙治沙，书写着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。“全国治沙英雄”石光银，带领乡亲们在毛乌素沙地南缘治沙造林数十万亩，把“沙进人退”变成了“人进沙退”；王有德，这位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，带领职工在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，让沙漠后退20多公里；牛玉琴，这位陕西靖边的普通农家妇女，用30多年的坚守，在毛乌素沙地南缘治沙造林11万亩，让“一棵树”变成“一片海”。甘肃八步沙林场“六老汉”三代人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用父死子继的接力，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筑起了一道长数十公里的绿色屏障，兑现了“黄沙不退人不退”的铮铮誓言。

不只是在“三北”，在更加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有许许多多绿化功臣以奉献者的情怀、奋斗者的行动，播撒绿色希望，他们身上闪耀着同样动人的光芒。

谷文昌，这位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，用14年时间，带领群众在岛上种下1000多万株木麻黄，把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“东海绿洲”。当地百姓自发捐资为他修建雕像，每逢清明，家家户户“先祭谷公，后祭祖宗”。人们怀念的，不是一个官员的职位，而是一种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、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政绩观。

焦裕禄，这位兰考县委书记，在生命的最后475天里，带领群众治理风沙、盐碱、内涝“三害”。他常说：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。”他顶着风沙，徒步跑了120多个大队，查清了“三害”的根源。他去世时，年仅42岁，但他的名字却与兰考的泡桐树紧紧连在了一起。当地百姓说：“看到泡桐树，就想起焦书记。”焦裕禄没有留下高楼大厦，却留下了一座永恒的绿色丰碑。

还有杨善洲，这位云南省保山地区原地委书记，退休后放弃进城安享晚年的机会，扎根大亮山22年，带领群众植树造林5.6万亩。临终前，他把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捐赠给国家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：“我只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。只要生命不结束，服务人民就不停止。”从“当官”到“种树”，杨善洲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政绩，是植根于人民心中的绿荫，而不是写在履历上的头衔。

这些绿化功臣，遍布在天南海北，奋斗在不同战线。他们都深知：一棵树从种下到成材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，一项生态工程从启动到见效可能需要几代人努力，但他们更明白，有些事情，即使自己看不到结果，也必须去做。因为这是对历史的负责、对子孙的担当。

从“潜绩”到“显绩”：时间长河中的政绩坐标

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需要我们深刻理解“显绩”与“潜绩”的辩证关系。有些工作，如修路、盖房、建广场，能够在短期内见效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是“显绩”。而国土绿化、生态建设等，周期长、见效慢，需要长期投入、持续用力，是“潜绩”。“显绩”固然重要，但“潜绩”更关乎长远、关乎根本。
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：“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得实惠的实事，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、打基础、利长远的好事，既要做显功，也要做潜功。”这一重要论述，为我们在实践中处理好“显绩”与“潜绩”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在现实中，一些干部习惯于追求“显绩”，热衷于做“短平快”的项目，只想着在自己任期内出成果、见成效，抱着急功近利的思想，采取“竭泽而渔”的做法，看似“显绩”斐然，实则后患无穷；有的只盯着行政考核的“硬指标”，忽视了人民利益的“软需求”；有的只追求“看得见”的政绩，不愿意做“看不见”的潜功，不愿意为长远发展打基础，不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。究其原因，在于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。

右玉、塞罕坝、“三北”工程以及谷文昌、焦裕禄、杨善洲以实践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政绩，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，不争一时之功，而利万世之远，是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。

从右玉的“接力赛”到塞罕坝的“马拉松”，从“三北”工程的“百年大计”到绿化功臣的“精神丰碑”，我们看到了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”政绩观的生动实践。这种政绩观，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，彰显的是“为子孙后代计、为长远发展谋”的历史自觉，奠定的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。（刘慎元）